民国元年(1912)《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称“湘俗敦尚礼教，必六礼备而后夫妇之道成”。其实，晚清民初之时的长沙，其婚姻礼俗既遵从全国统一遵行的婚仪“六礼”，也具有本城独特的规范和表达方式。此时长沙地区除顽固保留有从古代传下来、形式极繁缛、清规戒律特多，封建包办性、迷信性、买卖性、等级性非常浓厚的旧式婚俗外，也因此时的长沙人已经睁眼看世界，敢为人先，一些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式结婚方式，也开始在长沙出现。

　　近现代长沙婚姻礼俗，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清末普遍实行传统婚姻礼俗；民国年间仍以经过某些改良的旧婚礼为主，同时出现了文明结婚的新婚礼。文明婚礼，在全湖南以长沙作为重要发源地和兴盛地，此后文明结婚，在民国时期又向湖南各城镇慢慢地发展。但广大农村仍普遍实行旧婚礼。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婚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新婚姻法推广，传统婚俗彻底改革，旧式婚礼完全废除，新式婚礼在长沙城乡均得到全面推行。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闻名于世，礼教文化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婚姻礼俗为礼教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夫妇为人伦之首，婚姻实风化所关”。中国婚姻礼俗，经“周公制礼”，大汉王朝一统天下，汉初儒家整理典籍《仪礼》《礼记》确定婚姻“六礼”，随着“罢黜百年，独尊儒术”，中国人缔结婚姻的六道程序(即“六礼)在中国婚姻制度上具有至高无上地位。此后，宋代朱熹简化“六礼”制定“家礼”婚姻礼俗，在明清时期得到极大推行和遵从。两千余年来，具有中国封建文化特色的婚姻“六礼”使中国婚姻礼俗极具“仪式婚”特色，成为贯穿和规范中国古代社会各地婚姻礼俗的主要特征。散落于民间的世俗化婚俗礼仪，在后代又常被理学家和乡间儒士比附于儒家婚制“六礼”。从古代流传下来，直到近现代的旧式婚姻礼仪，形式虽繁缛，清规戒律亦特多，封建包办性、迷信性、等级性都极其浓厚，但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却牢不可破。另有一些婚姻变例陋习更多，它们或残酷压迫妇女(如守望门寡)，或有害身体(如早婚，冲喜)，或不利优生(如近亲婚)，危害甚大。跟着社会发展，古老的中国婚姻礼俗弊病丛生，必然面临变革。基于婚姻“六礼”流布形成的传统婚姻全国各地大体一致，本小节，我们重点讲述“六礼”仪式婚流布长沙时，长沙本地婚姻礼俗中出现的一些特有风俗，并借此呈现婚姻“六礼”在湖南文化影响下的变化，同时亦呈现旧式婚姻“六礼”对长沙婚姻风俗的影响，及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封建包办性、迷信性及落后性等，以使人们对封建旧式婚姻礼俗更具批判眼光。

　　长沙传统封建婚姻礼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以来势力强大盘踞长沙城乡。五四运动前后，长沙城区虽已出现新式文明婚礼等先进婚俗形式，但保守的封建婚姻旧式礼俗，仍统治着相当的人群，在婚姻上仍主宰着年轻男女的命运。

　　中国古代儒教制定的传统婚姻“六礼”，两千多年来一直流布于中华文化场内的长沙地区。所谓“六礼”，即《仪礼》所载“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大依序进行的婚仪过程，中国主流传统婚制，“礼仪婚”特征相当明显。

　　延至民国时期，湖南省会长沙城内，世礼之族及上层富户，仍在努力遵行传统婚姻“六礼”。

　　文明婚礼、集团婚礼虽在近现代日益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据民国报纸记载，此时长沙仍不时可见到旧式婚礼上的旗锣鼓伞列队游走于街市之中。长沙周边县城乡镇及广大乡村，旧式婚礼更占据主导地位。

　　1934年邹欠白主编的《长沙市指南》详细的介绍了在中国传统婚姻“六礼”上发展出的、具有湖南代表性的长沙旧式婚姻礼仪式，大体如下：

　　旧式长沙婚礼，最注重“媒妁之言”。男女缔结婚礼的过程，首由媒妁略征两方家中意见，然后用红单帖书男方生庚，致送女家，谓之发“草八字”。女家经过考虑认可，亦回应自家将婚女方的生庚八字，如经男家推算许可，则第一步议婚手续基本已告成功。此手续谓之“合庚”。如男家推算女庚认为不可，则应在收到女方回帖七日内退还，俗云：“男八字满天飞，女八字一七归”即指这互致八字的过程。这相当于古代婚姻“六礼”中的“问名”礼。

　　男女两家合庚既妥，双方门第亦相当，这时会再次将男女双方生庚，写于红绿庚书(男用红帖，女用绿帖)之中，由两姓交换手执为据，谓之“拨庚”。此时男女两家已进入“议婚”阶段。

　　男方馈赠女家以金、珠、饰品、鸡、豚、鱼、果之类，女方亦报以文具及钟黹之什，这一礼俗过程相当于古礼中“纳币”的遗意，即“六礼”中的“纳征”。只是贫困人家因家境不允许多数简省这一过程。

　　婚期由男家诹吉日二，央请媒人报请女家择定。谓之“报日”。报日实际上宣告已由议婚、定婚阶段后，进入迎娶阶段。报日，即包含了六礼中的“请期”内容。

　　吉期既届，以四人或八人抬绣花轿，导以旗锣鼓伞鹅笼执事等，往迎新妇，谓之“接亲”。此时则进入了“六礼”中的“亲迎”，即进入将要完婚的阶段。

　　花轿抵门，男家设案迎喜神毕，然后升堂交拜，引入洞房，并坐床沿吃交杯茶，谓之“合卺”。

　　礼毕整装，行庙见礼，并拜见舅姑及尊长亲属，以次宾客，再次幼小，谓之“ 分大小”。

　　是夕，洞房花烛辉煌，并备茶酒，亲友入房看新妇，使新郎新妇抬茶或握手，谈笑诙谐，均无禁忌，谓之“闹新房”。

　　以上是1934年《长沙市指南》所记录的较为简省的长沙整套婚俗。这一与“六礼”紧密相联的长沙婚姻礼俗记载，与民国元年湖南法制院编印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所记长沙旧式婚俗，及1924年编成的《长沙一览》所记婚俗几乎相同，只有详略之别，这说明流传中国两千年之久的旧式婚俗，与汉初成编的《仪礼》中“六礼”规定相去并不太远。当然古时婚姻“六礼”，重在承先，以合礼为贵;而到了晚清时期的婚姻礼俗，则重在夸俗，以多仪为尚。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六礼”在长沙的发展，因言传身教的作用，对人群影响颇有潜移默化之功效，且最易被文化场中的人群所沿袭，形成长沙婚俗的一些特点。以下特撷取长沙婚俗不同于他处的具有本地特色的一些旧时婚俗。

　　不得不说，晚清民国时期的长沙城，因民智尚未全开，长沙城内迷信的人群颇多。在旧式婚姻习惯中，沿袭旧式婚俗的人家往往颇为迷信。在男女双方议婚之初，长沙城内往往先由媒人往来传话，彼此之间互相考察对方的门第家教、男女年龄，性格容止及有无残疾等情况，然后是“过草庚”，男方家里先用红笺，书写男方的年月日时，及由天干地支排列而成的八字，外用红套封上，由媒人送往女方家，湘俗称之为发草八字。女方接受后，将男方发来的红笺，置于神龛上，以香炉或磬压之，主人击磬默祝，如果三日内，家庭无破坏之事，无口舌之争，便认为连家神也默认了这桩婚事，于是再将男方的八字与自家未嫁的女方八字，请星相家来推算是否相合，合则发女方八字请媒人发给男方家，男家亦推算八字，如果认为男女双方八字不合，不超出一个星期，男家即会将“女八字”退回。长沙俗话说：“男八字满天飞，女八字一七归”，指的就男女双方议婚时“合庚这一回事，这在六礼中，被称作“问名”。此时为中国传统婚制中的“议婚”阶段。但长沙男女双方家庭为此而互相请星相家算八字，看双方是否合适，并且男女双方家庭都将对方八字压在神龛香炉前或投磬内，看家庭是否平安和睦，以此来预测这一场婚姻是否合适。这种用偶然性的征兆预卜未来的习俗，说明旧时的长沙神权无所不在。

　　长沙年轻男女，经过“议婚”“定婚”阶段后，随即进入“迎亲”阶段。长沙旧时风俗，女子在出阁前一两日，须以五彩绒线，将面部细小茸毛一一绞而去之，使面部容光焕发，这一婚前习俗，长沙俗称“开容”或“开脸”。

　　新娘婚前开容，旧长沙颇多特别讲究：一是须选择适当时日，二是开容时女子面朝的方向有讲究，带有一定迷信性。

　　开容，一般由男方家庭请星相家替女方选定开容时日及所朝方向，在“请期”之时(俗称“报日”)，一并写在婚期单必备事项中，在开容仪式时，男方还须同时送来两份包封钱，用来馈赠开容者，这两份红包称为“开容包封”。

　　替将要出阁的女子开容，技术上难度并非太大，难就难在要请到合适的开容人选。

　　替新嫁娘开容的妇女，旧时颇讲究。第一，必须是丈夫的的元配，且丈夫尚在人世者;第二，应当有子有女;第三，不能身怀六甲，在开容之时，不能在月事之中;第四，还须具备一定的开容技能。以上四点只是最起码的条件。

　　长沙一些富贵人家挑选开容妇女，除要求以上四项条件外，还希望开容妇女为富贵兼全之人，这样的开容妇旧称“全福太太”，冬日新嫁娘扎堆结婚时，“富贵双全”的开容妇相当抢手。

　　新嫁娘开容之时，还讲究需燃点成对的红烛，双辉映照。开容的同时，又须有细乐轻奏。开容时，使用五色绒线;新嫁娘坐时，必须依照所定朝向。此后便是开容妇徐徐以双线绞夹新嫁娘脸上茸毛。

　　在开容之时，特别忌讳怀孕妇人经过。如在开容时新嫁娘见到孕妇，俗信以为新嫁娘脸上必然会起红坨，从而损害新嫁娘的容颜美丽。身上有月事妇人也禁止被新嫁娘看到，俗信以为新嫁娘看到此类女子脸上会起红疹。人们在新嫁娘开容时，特别戒备这两类妇人。

　　当然，新嫁娘脸上起坨或起红疹，与新嫁娘所见的是什么人完全无关，但旧长沙新嫁娘却不懂这些。为彻底避免脸上起砣起红疹，新嫁娘开容之时，往往会选择深处帷幕之中，并提示旁边守护者不得让闲杂人等揭开帷幕偷窥新嫁娘。新嫁娘胸前更是佩有一面小圆镜，长沙俗信以为镜为辟邪之物，不论有何种需要忌讳者，身怀一镜，均可照破。禁忌之多，迷信之甚，在长沙新嫁娘开容之时，达到了神经紧张的极至。

　　开容之后，必须沐浴，不许稍有垢腻保留身上。此日洗头，长沙俗称离娘头，洗澡称离娘澡。长沙民间认为女子出阁，不能有母家纤细灰尘带入男家，否则日后男家不能富有。所以新嫁娘在登上喜轿前所着绣履(俗称“踩堂鞋子”)，也不能随意著地。登上喜轿之际，从内室到堂中，凡新嫁娘必经之处，悉以红地毯贴地，由之而升，俗谓“拖毡”。

　　直到20世纪20年代，长沙城市风气已开。关于新嫁娘“开容”禁忌的不经之谈、迷信之俗，日渐去除。但在长沙周边偏僻农村，直到抗战爆发时，仍完整保留有新嫁娘开容时的禁忌旧习。

　　旧时长沙婚礼，安床的具体时间，在男方家选择婚期时，经过星相家择定一并附在发给女方家的“请期”婚单上。安床这一旧式婚姻礼仪，是男方家庭必须履行之事，所以男家经星相家择定日期后一定要马上先通报给女方家知晓。

　　在中等生活程度的长沙人家中，照例女方家会送来床、柜等物陪嫁。安床日期写入婚期单中，女家家知道日期后，一定会在婚期即正式婚礼举行前，将陪嫁物品送往男方家，使男方家能够如期“铺房”。

　　民国初年，女方家阔绰者，在男方铺房时往往由女方家请来木工、漆工各一人前入男方家，为安床、安柜之用。特别富裕者，请来的木工、漆工也由女方备轿送往男家安床安柜。所以男方家安床安柜必须预备喜封，作为对女方请来师傅的犒赏，且数量不能菲薄。当时人们认为木匠、漆匠师傅都学过《鲁班书》，各自都有一定法术。如果红包打得太小，不能够满足其欲望，身怀邪术的工匠师傅可能会在安床时下手脚，新婚夫妇睡在婚床上必定难以安眠。

　　不论安床的工匠师傅为男家所请，或为女家所雇，安床之后，工匠师傅必以斧头放置床边，或持之手中，致其安床颂词，人们称此为“赞床”，赞床颂词有长有短，现摘录旧时长沙安床工匠师傅吟诵的一较短的《赞床歌》：

　　“手执金斧进洞房，特到贵府斗牙床。四方斗起擎天柱，中间鱼龙配凤凰。上面斗起天花板，五方斗起玉栏杆。金钩挂起芙蓉帐，鸾凤和鸣喜气扬，多福多寿多男子，荣华富贵得安康。赞新房，赞新床，学个唐朝郭汾阳(即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七子八婿来拜寿，俱是朝中紫金梁。大富贵，亦寿考，长安乐，宜侯王，洞房花烛同到老，子子孙孙大吉昌。”

　　安床之后，即行铺床。铺床者有的就由婚礼女傧相(又称牵亲者)担任，一些讲究的人家则以小两口的生活和睦、生有儿子、家庭富贵的女子来担任。女方家会在合欢被中准备喜封两个，以此作为对铺床者的礼敬。

　　铺床之后，所有人须远离床铺，此时人们用预先染成红绿喜色的坚果，俗称“十子”者，向喜床抛掷，长沙俗称“帀(匝)床”(也有在新婚合卺时“帀床”者)，这一风俗与北方婚礼中的“撒帐”类似。用“十子”匝床喻意新婚夫妇将连生十子，多子多福。长沙“帀床”婚仪也有赞语流传至今，其词意多为祝新婚夫妇多子多福，在帀床时，人们一边向喜床投掷坚果，一边大唱赞歌，仪态讲究暇豫从容，现录长沙地区“帀床”时唱颂的最简雅赞词一首如下：

　　匝床赞床毕，主家必须用彩色绒绳系于床口，其目的是防止不懂事的孕妇误坐新人床。长沙俗信认为：身上有孕者，如在新娘未坐床前误坐了喜床，这对于新娘生男生女，关系极大。若误坐的孕妇生下来的是女孩，新娘子固然可以生男孩;但孕妇若生下来是男孩，则新娘不但首胎为女儿，将来也将开“瓦窑”(接连生女孩)，故主家必须严防新人之床让孕妇抢先坐到。长沙旧俗之愚昧，由此可见一斑。

　　女方陪嫁，最值得一说的是婚礼前铺房开桶之俗。铺房在长沙婚俗中，最是寻常之事，但也有很多禁忌。

　　旧时长沙婚庆礼俗，凡女家所备奁具、箱柜之外的陪嫁，均会悉数匀铺在抬盒之中。在婚期前的几日，由女方家抬送到男方家中，并以此来夸耀女方家陪嫁物品的丰盈。

　　1925年前后，长沙一巨商家嫁女，该富商的陪嫁曾轰动全长沙。这位富商嫁女送陪嫁到男方家时，竟用万元现金分别盛放在两个抬盒之中，敞盒外露，招摇过市。如此赤裸裸“炫富”的陪嫁游街习俗，可见其时长沙婚俗中鄙陋的一面。

　　在长沙，除以现金陪嫁者外，长沙土豪富户陪嫁，游街时的抬盒多者有一百数十抬，少的也有十余抬。

　　送陪嫁来男方家的“搬运工”，一般来说，多数是女方家的仆人。他们送各种陪嫁物品来到男方家，这其中持送拜匣的仆人将拜匣送到男方家后，会拿出拜匣中陪嫁的新房门帘为男方家悬挂。对于这位仆人，男方家必须有犒赏，且犒赏的钱要比抬其他物品的人都多。女方仆人送陪嫁到男方家，索取红包的恶俗，是怎样形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无人知晓其由来，但就男方来说，必须尊重女方家的所有人，故遇上女方家下人送来陪嫁礼，必须要重重犒赏。

　　长沙旧婚俗中，由女方家挑来的陪嫁马桶，在所有陪嫁物品中，最为引人注目。而挑马桶者也往往最会在男方家中索取喜钱。他们将马桶挑到男方家时，往往先把马桶放在门首，等待红包。男方家自然懂味，于是赐给红包。挑夫随后将马桶挑进大屋，但却置之于堂下;男方需再给红包。挑夫这才继续往房间里挑马桶，但却只是置于大堂角落;再给他红包，才又往里面挑去。直到红包给足，挑夫才将马桶挑进新婚夫妇所住的新房之中。长沙新婚陪嫁马桶，在民间俗称百子桶。旧时婚俗规定凡挑百子桶的下人，必须为有妻室及子女者，否则不能担此为新婚夫妇祝福的“勒索”重任。

　　在长沙，人们视新婚时女方的陪嫁马桶为百子桶，对百子桶于是就有相当的装饰。百子桶中必须置有所谓“十子”坚果若干，用红绿色所染的鸡蛋若干，以及红包封两个。

　　之所以必须在百子桶中必须放置两个红包，是因为百子桶运到男方家新房后，有所谓“开桶”之俗。男方家在百子桶安放于新房后，即须请一男孩朝马桶撒尿。俗信以为，有男孩朝马桶先撒过尿，有一个好的开始，将来新婚夫妇头胎必会庆贺弄璋得儿之喜。百子桶中所装的坚果“十子”、红绿蛋及两个红包封，都是用来酬谢这个为新郎新娘开一个生男孩好头的撒尿男孩。

　　在旧时长沙，女方家送给新郎的众多陪嫁抬盒中，第一个抬盒称为头盒。头盒之内，必须放置一个铜盆，盆内置放男女鞋各一双，重叠交叉;同时还须有镜箱一品，头盒中的这些物品，可以组成一句喜语，叫做“同偕到老”：铜与同、鞋与偕都是同音。又，镜箱旧称镜头脑，脑、老亦同音，因头盒中有“同偕到老”的吉祥语隐藏其中，故对于运送头盒的仆人，男方家所打的红包封亦须特别加厚，与抬其他抬盒的仆人的规格不同。

　　新嫁娘的父母伯叔兄弟等，随同护送新娘到男方家，女方家来的这些亲属，在长沙均被尊称为“上亲”。

　　出身于士大夫之家的上亲，男方待之以热烈隆重的礼仪，上亲们即能表示满意，并不会在婚礼中出现任意的毛病，一般也不会刁难男方家。

　　难就难在身处俗子伧夫家庭的上亲们。在婚礼这天，这些俗子伧夫出身的上亲们往往庞然自大。平时向来安步当车者，在婚礼这天，一旦身为上亲，则必须要乘坐轿子赶赴婚礼现场。他们到了男方家庭，又往往借故不肯下轿，必须男方上前迎接，请其下轿。有的请之再三仍不下轿，原来他们是在等待男方家用红地毯铺地，以贵宾之礼来迎接他们进入婚礼现场。踏着红地毯进入婚礼现场，在入门时，还须新女婿当众跪迎，谓之初见礼 ;然后再让婚礼安席者，请他们坐在婚宴正席之上，再三拱请上座，茶须三品，再揖让升堂。升堂后，还须与男家长相见，然后受新婚夫妇正式参谒。此后，“行必揖之居先，坐必揖之居首”，安席者要格外的注意，严守尊重上亲的规矩，一定不可以出现任何失礼之处。否则即可能被上亲视为“大不敬”，做上亲者有的丝毫不给面子，拂袖而去。

　　不过，随着新式婚礼在长沙城区的出现，旧式婚礼也多简省，长沙城内的上亲似乎已没有了晚清时期趾高气扬的嚣张气势了。

　　湖南婚嫁之俗，在迎娶新娘的头一晚，必须将接亲的花轿置于男方家的中堂，以元配夫妇二人(亦有均用女子者)奉小镜及蜡烛，在花轿前相互对揖，然后对相往来，绕花轿三匝，每至轿前，即以镜及烛，燃照轿中，然后又再次对揖，这一风俗，称为照轿。原因是，旧时的长沙人家担心花轿或藏有不祥之物，故必须反复用镜子及蜡烛照破，使不祥之物不能藏在轿中，不能施加对新人的毒害。显然，这是迷信之俗。

　　新娘登上花轿之后，在长沙通常要用红纸包裹四封米糕食物，放在新娘的手中及脚下，这一仪式，是取步步登高(糕)之意。

　　于是轿夫来到喜轿前，抬起花轿，使花轿在堂中打三个圈，这三个圈称为“兜富贵圈”。

　　喜轿抬着新娘，一路来到新郎家门前时，不能立即进入新郎家。轿夫们必须将花轿停在门外，行“迎喜神”之礼。长沙俗信认为，“喜神”就是商纣王。必然祭祀商纣王才能祓除不祥。

　　又，算命者在男方家选择新郎新娘结合的婚期时，有“行嫁调堂”及“嫁娶调堂”之说。行嫁调堂，有堂、床、死、睡、门、路、厨、灶八字，看所择之日为何日，从初一日起，分别月之大小，而从灶字或厨字顺逆数之。数至某字，即为值某。如婚期为初三，月为大建，则其日即为值床。婚期为初四，月为小建，则从厨字逆数，至睡字为四，其日为值睡。凡值厨、灶、死、睡皆吉。但如果值堂、门、床、路皆凶。嫁娶调堂，即有夫、姑、堂、翁、第、灶、妇、厨八字。大建从夫字起初一，向姑字顺数;小建则从妇字起初一，向灶字逆数。亦以数至某字，即为值某。凡值厨、第、堂、灶皆为可用，值妇字也没太大关系。惟值翁、姑、夫者，则翁、姑、夫皆不利。

　　据算命者称，此等不吉之处，十九避之甚难，若只是值翁、姑、夫字，在新娘子下轿之际，避开即可。若值堂、门、床、路者，则避无可避，必须用巫术禳解。所以在新娘下轿前迎喜神之后，还须有斩草这一仪式。

　　所谓斩草，就是由厨役在花轿前宰一雄鸡，用茶、盐、米等物，向花轿抛掷，这就是禳解之法。

　　又有人担心经过扱茶盐等禳解，可能仍然无效，认为还必须再用整幅红纸，书“麒麟狮子镇中宫”七字，贴在中堂。

　　新娘子下花轿后，新郎家中一般还会在花轿前或房门内外设置一个马鞍，令新妇从马鞍上跨过，这一习俗，是因为男方家害怕新娘子身上正来月事，对夫家不利，故用跨马鞍的办法之，因为长沙民间有谚语称“骑马拜堂，家败人亡”。所谓骑马拜堂，就是指新娘来了月事而拜堂成亲，这在旧时长沙被认为是大不吉利之事，必须用跨马鞍来破解。

　　长沙旧时婚礼上的这一系列陈规陋习中，可以想见昔日长沙算命者迷惑人之术至为繁多，而老长沙一般民众迷信之深。当前，长沙人的科学观念日增，昔日婚俗上的种种不经之谈已难再有存在，今天翻阅旧报将这些婚姻旧俗中的资料记录下来，人们读之只怕已如天方夜谭，由此人们也能够正常的看到当今人们的科学观念不止只是进步，而是深入人心了。

　　此夜，新人房中必须燃点巨蜡，合卺之时，新夫妇必须向红烛行礼，谓之“拜烛”。旧长沙新婚夫妇施行传统旧式婚礼，入洞房后，必须先拜烛，拜烛之时，有人会要赞烛。长沙流行的《赞烛词》多鄙俚不文，摘录一首于下：

　　“列位牵亲，请我赞烛。此烛是我发，清油交白蜡。新娘房，好嫁妆，两边摆的箱和柜，中间安的象牙床。象牙床上好锦被，锦被绣鸳鸯;生的五男二女，对对成双：大公子，朝中做宰相;二公子，京里做京堂;三公子，外任做总督;四公子，吏部尚书郎;大小姐，征如为皇后;二小姐，一品夫人坐黄堂。自从我来祝贺过，荣华富贵与天长。”

　　赞烛之时，也宣告了闹新房的开始。湖南省城长沙，不论新旧婚礼，一般都有夜晚闹新房之俗。

　　此夜男女宾麇集新房中，戏谑逗笑，诽谐百出。参与者，不分行辈尊卑，年龄老幼。所谓“三天之内，不分大小”。

　　旧时长沙闹新房，最粗鲁者为“瞎胡闹闹新房”，这种闹房常在新夫妇夜深入寝之后，仍旧夺门而入，大声喧呶;或用辛辣之物，自门缝窗隙，取烟熏之，或预先埋伏床下，伺时而出。不到天明，闹之不止。这些粗鲁的闹法，常常致使新夫妇彻夜不能安眠，在民国初年即被人们认为于情于理不能饶恕。但这种野蛮闹新房法，直到抗战爆发，民国报纸中仍时有报道。

　　其实，长沙城乡，在民国时，最常见的闹新房之俗，则为抬茶赞茶之俗。所谓抬茶，就是令新娘新郎合捧茶盘，以茶敬客。受茶者必须站立以吉祥语赞茶，才能喝到这杯新人所敬之茶。不过赞茶的赞词，在一般的人家中，多半俗不可耐，如最常听到的赞茶词为：“茶盘四四方，茶碗在中央，今日洞房花烛夜，明年生个状元郎”之类。这些赞茶词，足以“让人闻之作三日呕”。其实赞茶中的赞词不乏雅致者，如有客就赞道：“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这则带有《诗经》余韵的赞词，百首赞词中难得听到一回。

　　长沙闹新房之俗中，最恶趣味者，则为“审烧火老倌”，长沙民间称家爷与媳妇私通为“烧火”，闹新房时，一些人乃以“烧火老倌”为家爷的滑稽代名词。审烧火老倌之时，一帮恶趣味的闲人在新房中设一审案“公堂”，令家爷老倌嘴中含糖并执炊具，由众簇拥而入，然后押到“公堂”就审。作问官者，肆意诙谐，遇到家爷洒脱者，答词亦每每有解颐之妙。只是若遇到拘谨的家爷，有缩瑟之状者，旁人就可能用以木屐钉鞋一类，令这位家爷打卦。众人称，必须打出一个胜卦(一俯一仰为胜卦)，才能将期释放。拘谨的家爷，忽然遭遇这一特别情况，在急迫之中，一时不能悟出钉鞋、木屐并不能摔出一俯一仰的形状，因此不管怎么抛掷，钉鞋、木屐必不可能打出胜卦来，众人乃就此恶趣味而大笑。

　　所谓凤凰宴，就是令新婚夫妇坐在首席之上，众宾客环坐陪伴。席次，众人或拇战，或击鼓传花，或强新夫妇饮酒饮茶，庄谐杂出，必到夜半方告停止。凤凰宴者，就是夜半之时摆设于新房中，供闹新房的众位宾客夜宵食物之外，另须烹熟一只雄鸡，用竹签撑起雄鸡之头，使雄鸡头翘然高举，而雄鸡嘴中则衔有碧翠的松柏之叶。在制作时，厨师须留下雄鸡五彩斑斓的尾羽，象征凤凰之尾，雄鸡的别的部位，则用剪纸为彩，披被鸡身，使雄鸡灿然成章，斐然成文，然后盛在盘中，置于满桌珍馐之中。这只雄鸡的意义象征着文章鸾凤，以此来称誉新婚夫妇。凡是新婚闹洞房之时，倘厨役能为新婚夫妇进奉一只凤凰，新娘必定会厚赏这位大厨。

　　凡新郎新娘两家相距不远者，新人们在新婚第三天时，新郎即会陪伴新娘子回门，一般当日去当日回。路途较远者，一般在结婚满月后，新夫妇一同“回门”，或者数月后“回门”。此类两家相距较远者，女婿多会在岳家连住数日，并有与新嫁娘同时起居者。

　　在回门之前，如果按照旧时长沙文绉绉的礼数， 一般来说，女家会先写柬帖，送往女婿家，柬载：“某日恭迎台驾，偕小女‘归宁”等字

　　届时女婿会准备鸡、鸭、肉、鱼、饼饵等礼物，与新娘子一同前往岳父母家。女婿偕新娘子来到岳家，首先须与新娘子一同拜谒岳家的祖先，再依次拜谒岳家各位尊长。各位尊长均须赐给女婿一定礼物或红包，这一程序叫做“拜见”。

　　然后女婿西面而坐，受女方家小辈们的拜见，女婿也应当给小辈们分发礼物或红包。

　　女家在女婿和女儿回门时，往往大摆宴席，招待女婿及新嫁的女儿。在酒菜上桌之前，女婿还必须前往岳父岳母的房间，且必坐岳父母的床沿，民间认为，如果不这样，就显得新女婿对岳父母家不够亲近亲热。民间有所谓“岳母娘见了郎，不黏床”之说。此时欢喜的岳母娘要递一杯糖水给女婿及女儿，以表示新婚夫妇生活甜甜蜜蜜。

　　不过，也有新婚夫妇虽称“回门”，但女婿竟然不进岳父母家门者。这是因为，此前有算命先生已算过女婿的“八字”，因女婿八字中，带有“飞天狼籍”(算命先生认为：子年二月闰二月生，丑年正月六月生，寅年午年五月六月生，卯年六月生，辰年三月生，巳年正月二月生，未年十月十一月生，申年酉年正月七月生，戌年亥年十月闰十月生者，皆带有“飞天狼籍”)。“飞天狼籍，为世上最凶之煞，大不利于岳家，俗有‘飞天狼籍到我家，桃梅李果不开花。一家大小都死尽，剩个猫儿都长疤’之谚，它的凶恶可想而知”。

　　俗信又认为，新郎新娘两人合婚时，能合得“福德”“生气”“天医”(皆星宿名)者，女婿虽带“飞天狼籍”凶煞，却并不能在岳家为害，仍旧能一同回门。否则，岳家在新婿入门之时，必须要向女婿所乘轿子连放数铳，这样就可以将“飞天狼籍”的凶煞打落，也就不能为害其家了。

　　此类哄骗乡愚的算命之说，极其可笑，但在民国时期，长沙城乡迷信很深的家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多会接受算命者的说法，他们一方面严厉拒绝八字带有“飞天狼籍”的新女婿偕女儿回门，一方面也有为此专在新婚夫婿回门时朝轿子放铳者，真是愚不可及。

　　旧时身为女婿者，其自身也深信算命先生所说“飞天狼籍”。他们既认为“飞天狼籍”是自己的本命元神，则千万不可被岳家之铳打落，如果被打落了，则此身不能得志，或且会招致灾咎。所以女婿亦害怕回门时岳家会有放铳的企图。他们因此也就避而不往岳家，也不与新娘子一同“回门”了。

　　也有一些自身带有“飞天狼籍”八字者，纷纷将其八字更换，以避免在岳家遭遇这一无谓纠纷。这一古俗，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乡村的移风易俗，而逐渐消失殆尽。

　　民国时期，长沙婚姻风俗中出现了一些新事物，如征婚、离婚等，而旧有的指腹婚、血缘婚、童养媳在民国时期长沙城乡依然存在。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近代以来，由于革命的激荡和时髦的流行，西俗东渐在，湖南省城长沙也出现了婚姻习俗的激烈变迁。

　　尤其湖南是辛亥革命重要发源地，辛亥革命舆论家鼓吹的革命思想激荡着全城，这些革命家将传统婚姻制度视为专制主义和封建帝制的统治基础，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制度视为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帝制的必要条件。民国建立后，长沙城内的婚姻礼俗在革命思潮激荡下，随即发生巨大而猛烈的变迁。这种猛烈变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婚姻观念出现重大变化，青年男女不仅仅局限于追求和呼吁婚姻自由，更提出要“废除婚制”“婚姻革命”的主张;二是婚姻制度出现重大变化，革命者强烈要求实施一夫一妻制，并以之作为主要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昔日腐朽的纳妾制受到猛烈批判；三是婚姻日益趋向自由，旧式包办婚姻因有像南阳街赵女士一类年轻女性不惜以自杀进行反抗的而渐趋式微，自主婚姻得到人们的呼应，并在城市中日渐增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离婚更自由，离婚案增多，下层逃婚现象蔚然成风;四是城市内举行的婚礼趋向简化，新式的文明婚礼和集团婚礼，在城市中日渐取代旧式婚礼。当然，中国传统的旧式婚礼仍然主导着长沙的广大乡村和未开化的城镇。

　　“礼不在繁，惟简则成;风不在古，惟今则名。可参西法，文明结婚。携手更冠冕，演说皆至情。参观有士女，主聘来硕人。可以跨欧亚，鼓瑟琴。无过礼之陋习，无铺房之劳形。舅子免道喜，岳母不送亲。六如曰：何怪之有。”

　　这是1916年10月4日长沙《大公报》副刊刊载的一篇仿《陋室铭》作的谐文。此文虽为游戏文字，但反映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长沙城内已出现新式婚礼，即文明结婚，它像一股新风吹拂在长沙城中。

　　但封建、专制、包办、强迫的买卖婚姻制度，仍在长沙城内根深蒂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长沙城内，即发生了两起因旧式婚姻不合理而酿成的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一起事件是“赵女士自杀事件”。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一起轰动全城、影响全国的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南阳街眼镜店赵某之女赵五贞，不愿嫁给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某。她请父母解除婚约未准，请延缓婚期也未准，于是在婚礼出嫁之日，私藏剃刀上轿，在赵女士从南阳街被抬赴柑子园吴家的路途中，赵女士用剃刀割断自己咽喉，自杀于新娘花轿中，鲜血洒在了长沙的街道上。

　　赵五贞自杀事件，迅速引起长沙《大公报》的关注，并轰动了全社会，各类报刊均就赵女士自杀事件对当时中国现存的旧式包办婚姻制度发表各自看法。1919年11月15日，即赵女士自杀第二天，长沙《大公报》即发表该报记者天籁署名文章《旧式婚姻之流毒》，总结南阳街赵女士做新娘自杀的三个原因，呼吁铲除婚姻中的不人道主义：

　　“柑子园之新娘自刎案，记者得之街谈巷议。约有三说，一说谓新娘嫌新郎年纪老大;一说谓不肯填房;一说谓其姑(任注：新郎之母，即新娘未来家娘)夙有恶名，恐过门后受其虐待。内幕究竟如何，固非局外人所能揣测。总之必有大不愿意之处，而又不敢告人，故称牺牲性命以图解脱一切现在未来之苦恼。所谓不自由毋宁死也。呜呼，旧式婚姻，尔乃演此惨剧。”

　　亦在1919年11月16日的长沙《大公报》上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和社会造成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事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至于求死的。”

　　赵女士自杀三个月后，即1920年2月，长沙又发生一起离柑子园仅数十米的李氏芋园内李女士出走事件，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热点。不过这一回，清代总督李星源的芋园后人李欣淑，“因婚姻黑暗的原故，毅然决然离开家庭，跑到北京实行工读去了”。这次是长沙的李女士为婚姻的自由而出走，以争取更幸福的未来。据当年报纸记载，李欣淑的父亲曾为前清湖北候补道，“当李欣淑年幼时，就定把孙道仁做媳妇，后来她的未婚夫死了。李欣淑的父母原来极赞成女儿李欣淑守望门寡，但李家又觉得要养女儿李欣淑一世，于经济上太不合算，马上就把李欣淑配给了彭家的儿子。”李欣淑将要嫁过去的彭家，虽有一些钱，但彭家的儿子却没有知识，“是个纨绔少年，她那未婚夫的母亲又非常凶悍，所以李欣淑女士决意不承认这件婚事”，但她父亲不允许退婚。李欣淑在长沙自治女校读过书，有一些文化，坚决反抗这桩婚事，眼见这场包办的婚事婚期日益临近，李欣淑借口到湘雅医院治病，最终逃离了她的专制家庭，远走北京。

　　赵五贞与李欣淑只是当时长沙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在近代史上特别引起震动和注目，是因为都发生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潮流的历史关头，“发生在传统封建纲常开始崩溃，但人们并未普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历史时代”，人们对赵女士自杀的悲剧和李欣淑成功出走的喜剧的理解各自不同，当时能像等人那样从赵女士自杀悲剧中提出改革婚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婚姻礼俗的有识之士并不多。

　　随着中国社会走向世界，中国社会婚姻制度也正在一步步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沙城内的婚姻自主风气也正在兴起，一种新的婚姻礼俗日渐形成。继南阳街赵女士自杀、芋园李女士出走事件之后，1924年出版的《长沙一览》和1931年成编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都曾记载，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沙男女婚姻，已开始了“首由男女同意，各告其父母许可”，经过举办仪式，即可成婚的文明结婚。20世纪20年代，长沙《大公报》也提到，长沙城内不少男女的婚姻，除继续倡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现在还加上了一条：“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当年长沙城内“男女自主恋爱，再征得父母之允许，央得媒人从中沟通，而结成两姓之好者”也很多。从男女授受不亲，只讲父母之命，到男女会晤，自择意中人，这确实是长沙城内婚姻习俗的一大进步现象，这与当年长沙女子教育大兴、女子工厂出现、女性多了可抛头露面结识男性的机会大增的社会大环境相关。当然，所谓婚姻自由或婚姻自主，离一般年轻人仍然很遥远，即使是文明结婚，在整个民国时期也仅限于长沙市区及部分繁华县镇，且以社会中上层社会人群为主。湖南广大农村仍以传统封建旧式包办婚姻为主。

　　文明结婚，盛行于晚清光绪宣统年间，这是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的说法，不过该书亦称，文明结婚，首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

　　民国初年，长沙城区已有举办文明婚礼的记载，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湖南省内，由长沙发端，文明结婚在浏阳县、益阳县、沅陵县等县城中，都出现了文明结婚这一新事物。1930年成编的《沅陵县志·风俗类(稿本)》就称，沅陵县，“文明结婚，城中亦有之，多假学校礼堂。两家父母亲临主婚，遍延媒妁，戚友观礼，多于其家宴客，不用彩舆鼓吹，亦无庙见、合卺之仪”。

　　文明结婚，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在长沙城区内盛行。翻阅1928年在长沙创办的《湖南国民日报》，常刊发各类婚典喜讯，这些婚典喜讯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所有婚典采取的婚礼形式皆为中西合璧式新式文明婚礼，举办地点以长沙大四方塘青年会礼堂为最多，其次本市曲园、怡园、南国酒家等新式酒楼及一枝香西餐厅等也多有新式婚礼举行。在大吉祥旅社、湘汉旅社等举办婚礼者亦多。参加新式婚礼的来宾所穿服饰以西装为多，亦有穿中式服装者。新郎新娘服装特别引人注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凡参加新式婚礼的新郎，衣服偏重西化，“西装革履，洋气勃勃”;新娘，当然“红绿满身，花枝其头”，但在此艳装之下，关丽之余，还要加盖一层薄薄头纱，当时人认为：披头纱，是做新娘者最时尚的要件，否则，就被人讥为落伍。

　　1931年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与后来的《长沙市指南》，同时描述了长沙新式婚礼场景，称：长沙及周边地区“嫁娶，分新旧两种”，“新婚礼，其仪节较旧为简。首由男女同意，各告其父母许可，遂觅介绍人介绍，订立婚约，男女有交换戒指或其他物作证者。结婚多在大旅馆或公共场所，门首悬旗结彩，庭设礼案。新郎、新妇、主婚、证婚、介绍人，男妇来宾，均有一定席次。首读证婚颂词，然后用印或交换戒指，新婚夫妇互行鞠躬礼，及谢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及男女来宾，并答词。礼毕，谒见亲族如仪。”

　　当然，这两本地方指南性书籍均提到：新式婚礼“举行未久，仅长沙市区有之”。其实新式婚礼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波及到湖南各主要县城。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乡村仍实行旧式婚礼。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城内新式婚姻不断出现新事物，比如在1927年长沙迎亲就已经用上时髦的迎亲花车。其时，长沙城北的北二马路(今已成为黄兴北路的一段)尚未建成，该处只是长沙北门外一条窄窄的铁佛寺街，南门内府文庙侧黎家坡旁泉嘶井一带尚为麻石街巷。1927年8月8日，文庙侧的泉嘶井巷忽然开进一辆来接新娘子的花车，这辆迎亲小轿车停在驻长的安化望族梁先生家门前。这是有文献可考的长沙出现的用小汽车装扮成花车接亲的首次记载。当年的长沙城区市民也因出现小汽车而为之轰动。

　　接亲的新郎是毕业于保定军校、29岁的青年军人王东原，新娘子是从稻田师范毕业、住在泉嘶井的大家闺秀梁棣徵小姐。王东原和梁棣徵经其叔、时任国军33团中校团附梁砺予介绍认识，两人先在梁棣徵的兄长、王东原的同学梁祇六家见面，再在教育会坪饮茶轩交谈，互有好感即相互写信，经3个月交往，王梁二人遂正式订婚。此后更用小轿车装扮成花车接亲，举行当年最时髦的新式结婚典礼，王东原和梁棣徵的新式婚礼，由省政府主席周斓作证婚人。婚礼上一副白话文的喜联让人记忆深刻，联为：“旧家庭，新思想，天真活泼;伟大呵，神圣的，毅勇刚强。”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正是长沙的青年会大礼堂，婚宴毕，王东原夫妇即住进长沙北门外铁佛寺街一幢从张湘砥手上租来的小洋楼。

　　五四运动兴起后，文明婚礼得到长沙城内开明人士特别的推崇，人们认为新式婚礼颇为节省费用。1919年11月21日，长沙总商会账房周某两个儿子分别娶龙姓、毛姓女儿结婚，周家与龙、毛二姓家长遂定喜期于11月28日，租定储备仓(今五一广场)蔡姓房屋举行新式结婚礼。两对新郎新娘，同时庙见、合卺。不但烦冗的婚礼仪式大加删减，且费用相对旧式婚礼而言大为节省，不但男女双方家庭为费用省俭而大感高兴，在社会舆论上也获得一致好评。

　　到1924年，吴晦华在《长沙一览》则称，此时长沙新式婚礼，已实行了一段时间，新式婚礼仪节，都比旧式婚礼简省。不过，1924年时当赵恒惕主湘时期，长沙风习竞尚奢侈，酒楼饭店，费用高昂。吴晦华即在《长沙一览》中抱怨称：“新式婚礼，仪式虽较旧式婚礼为简省，但结婚费用亦不赀也”。

　　1930年2月8日长沙《大公报》刊载的湖南教育界一对新人在青年会举办的一场新式结婚典礼，其形式完备，显然与今天的婚典并不一样。

　　首先是男女来宾齐聚大四方塘长沙青年会礼堂，等待新郎新娘到来，仪式才可宣布举行。殷勤的女招待轮流向宾客们发纸烟。新郎新娘到来后，婚礼正式举行，本场婚礼由当时教育界泰斗、湖南大学校长胡子靖证婚，由介绍人向众人分别介绍男女双方情况，其次则由男宾或女宾进行演说，再由新郎新娘分别讲话。礼成，来宾相继入席，最后进入婚宴阶段，将婚礼推向高潮。这场婚礼，惟一让客人抱怨的是“青年会食堂一次婚宴的菜肴味道，远不及奇珍阁的菜味道好”。

　　新式婚礼在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长沙，成为长沙社会新时尚、新风俗。不过也有人不断指出长沙新式婚礼并非“最革命”，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应当革除的旧习。这为今天观察当时习俗变迁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名记者萧石朋的弟弟萧念青就在当年撰文称：以往长沙旧式结婚仪式，固然充满封建落后色彩，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风俗已经全面革新的时期，在摩登的中西合璧的文明婚礼、时尚婚典中，“仍然免不了子孙灯”。所谓子孙灯，是从长沙封建婚俗中传承下来的寓意多子多福的一种结婚仪仗饰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婚礼，固然出现了小轿车做成花车接亲的仪式，但汽车当时尚未在中国流行，在长沙城内更是凤毛麟角，新郎倌迎亲，新娘子结婚所乘的依然多是彩舆。1934年报纸评论称，长沙人接亲，“奢华者用的是八人抬的花轿，次一等者就是四人花轿，一帮做新妇的密斯们，大都以八人花舆为最荣耀的一回事，如果新妇所乘的是二人轿，那么，就能确定她是做童养媳的，或者是所谓姨太太了”。花轿接亲，在一些过于”革命者“的眼中，也认为是旧式婚礼的孽遗，应该打倒。

　　无湘不成军，湖南人服务于军队者最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军官结婚时排场最为浩大，他们的婚礼就有一些报人和市民讥讽为“绑票式结婚”。这并非是真正的绑票，而是军官结婚时爱讲的排场往往是动用一排一队的武装同志，对新娘子“作绑赴刑场式的护送”，这种“有威风、有杀气的婚典”，当时长沙人称为“绑票式结婚”，而一些军官竟认为这是“我们湖南作为革命起源地可以自豪的事”，这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旧式婚礼，多行跪拜礼。民国时期，长沙城内新式婚礼盛行，婚礼中行跪拜礼者凤毛麟角。但长沙人结婚，无论新旧婚礼，都有闹洞房习俗。此时滑稽爱闹的宾客，“爱干太不尽乎人情的游戏”。如一元钱见面贺仪，却在闹洞房抬茶敬茶时，分成五六份，甚至是十份，长沙习俗讲究，闹洞房时，每拿一份贺仪，须行礼一次。这样一来，使得一对新夫妇为了这份节仪时起时拜，“磕头如捣蒜”，累煞新贵人，可谓“谑而虐矣”。旧式闹洞房抬茶敬茶婚仪依旧移于新式婚仪当中，虽保留一定的保守性，但新式闹洞房婚仪也不见得就文明，萧念青就提到，闹洞时，“一般以新夫妇跳舞为前提，继之再要挟新夫妇作公开的接吻。不过，不管新式还是旧式的闹洞房，总有一帮好为恶作剧的人，在新郎新娘将要度过甜蜜美梦的洞房夜时，他们大敲其门，大放其炮仗，名虽闹新房，实则煮鹤焚琴了”。

　　在民国实施的新式婚礼中，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是在城市中举行的集团婚礼。集团婚礼，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社会中推行，名为集体婚礼。

　　追溯集团婚礼这一婚礼形式的来由，最初是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兴起一项重要婚姻礼仪，客观上说，集团结婚对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婚俗改革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1935年10月13日，长沙市首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正式举行。参加首届集团结婚典礼的新人共计10对，即唐维旭与李璞、江廷鉴与刘淑芙等，首届集团结婚的新人颇多富贵子弟，时为湖南省财政厅长的何浩若，就有两个弟弟即何宪波和何季淳均参加了该届集团婚礼。

　　长沙市中山路又一村民众国术俱乐部(今中山路市青少年宫)为首届集团婚礼举办地，当年在民众国术俱乐部门首即扎置起醒目的喜庆大牌楼。牌楼横额为“长沙市第一届集团婚礼”，旁联为：“丞我髦士;燕尔新婚。”牌楼嵌五色电灯，缀以松花。民众国术俱乐部门首两旁又有对联：“缘证三生，欣看南国群英，永偕鸳侣;时维九月，好借东篱佳菊，载咏桃夭。”集团婚礼举办地的大厅内悬置孙中山像。

　　1935年10月13日上午7时许，十对新郎即准时到达民众国术俱乐部，分别搭载5辆开明公司汽车扎置成的花车，分赴各自女方家接亲。8时起，10位身着西装的新郎与十位披红纱、戴花冠、着长袍、手捧花球的10位新娘分别已乘上花车返回中山路。在汽车缓缓行驶于长沙各处马路的途中，时有调皮市民攀上花车，急欲一睹新人芳颜。经警卫和员兵制止，结婚花车顺利通行于长沙城区。上午10时，新人们已确定进入民众俱乐部，筹备数月，轰动全长沙的新生活集团婚礼，在又一村民众国术俱乐部即将正式举行。此日适逢又一村内桃花和棠棣花忽然含苞怒放，秋行春令，为湖南第一次集团结婚，平添一派洋洋喜气，所谓秋高气爽，花好月圆，人意天色，无美不臻。

　　此次集团结婚典礼，每对新人共发观礼证20张，并请湖南省主席何键及湖南党政军高级官员莅场观礼。想看热闹的一般市民，规定只能遥立中山路街心观看。

　　结婚礼堂，设在又一村内民众国术俱乐部大厅内，此处仅能容纳千余人，未到9时，大厅内即已挤满观礼的人们，堂外四庑更是水泄不通。因本次集团婚礼事属创举，是长沙城内出现的新事物，故任何人都想先睹为快。原定上午上午10时行礼，因大厅内外人员过多，不得不使用警力维持抶序，直到中午12时，湖南省主席何键及各重要官员朱浩怀、何浩若、朱经农、易书竹、胡达等及各位家长、介绍人、官方所请观礼者才得以顺利进入俱乐部大厅，鞭炮声一起，10对集团结婚的新人，在细乐悠扬声中，鱼贯进入民众国术俱乐部大礼堂。证婚人即长沙市首任市长何元文居前导，随之登场的10位新郎均着蓝袍青褂，10位新娘则妃服红纱，手戴白套，齐捧鲜花，新郎新娘可谓珠联璧合，相互辉映。旋即主持人宣布：长沙市首届集团结婚典礼举行。首先由何元文市长证婚。用印后，湖南省主席何键旋即训词。何键称：今汝等10对新人，有男有女，有阴有阳，结合为夫妇，夫妇和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何键并以《诗经》周南、卷耳、桃夭、標有梅四章为10对新人作赞。何键训话毕，即向各位新人分发结婚证书。随后众人出大厅在民众俱乐部外坪摄影。此时出现一戏剧性场面，因外坪也挤满看热闹的人群，摄影师无法对全体新人摄影。这时有国术俱乐部武士手持亮闪闪的钢刀进行武术表演，即前后左右劈刺，终于使10十对新人有了站立的地方，但主婚人和介绍人不能全数参加。摄影后，各入休息时，此时想看热闹的人万头攒动，幸有民众国术俱乐部卫士把门，才勉强维持住长沙首届集团结婚典礼的秩序。

　　直到下午1时，新郎、新娘及主婚人、介绍人才齐集于大礼堂开始公宴。公宴礼堂排席如川字形，新人10对在上面列坐，主婚人、介绍人及市长对新人列坐，何浩若厅长与提篮之童旁坐，执事人员下坐，婚宴为西餐。何厅长敬酒数巡，何元文市长在集团婚宴上作演讲，称：这是长沙市第一次集团结婚，办理不好，是要请原谅的，但我有两字向新人奉告，就是敬爱，夫妇为人道之始，是从爱字造出来的，若爱而不敬，则夫妇之间便不免发生毛弊……演说完，何市长敬各对新人一杯酒。接着何浩若厅长进行演讲，何厅长称：集团婚礼，这在长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天气又热，人数又多，十分热闹。何浩若认为，集团结婚符合国民经济要求节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国家复兴的计划。

　　新郎公们集体推新郎倌罗崇显致词。最后主婚人何特循(即财政厅长何浩若，新郎公何宪波、何季淳之父)向各位新人致词称：所谓夫妇之爱，要有真爱情。所谓真爱情，应由夫妇之爱，推及家庭，爱父母爱兄弟爱姊妹爱儿女，并由家庭之爱，推及爱国家爱社会。书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公宴毕，由引礼员引各对新人至休息室休息，陆续由各方家长迎接众新人而归。又一村马路顿时又极一时之盛，长沙市府筹备人员则忙至下午5时始散。

　　1935年10月13日，长沙举办首届集团婚礼，因是首次，无经验，混乱难免。但集团婚礼结束之后，也有一些豪门新婚夫妇又在当天下午及晚间，再在家中举办婚宴，依旧大讲旧日排场，奢侈浪费。此举在当时颇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满，认为新生活运动的集团结婚，本应改良奢糜风气，不应如此保持积重难返的旧俗，何况集团婚礼后，再在私人家中办婚宴是多此一举。当时已认为，婚俗的改良，决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但长沙人有决心有能力推动婚姻礼俗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