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关注慢慢的变多，邓公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

　　根据有关报道统计，在中国对外开放后，不少国际友人慕名而来，一瞬间前来中国的海外旅游者人数激增，在1978年全国入境旅游人数就达到了180多万，“超过以前20年人数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次”。

　　当时北京的住房很紧张，这些海外友人来到中国旅游，北京显然是首选地，但是当时北京涉外饭店只有7家。

　　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这7家饭店拥有5200张床位，但是仔细评估后，能达到接待标准的只有1000多张，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上的水准都与国外星级宾馆相距甚远”。

　　于是这些外国友人的住宿问题成为了令有关部门头疼的问题，在想了很多处理方法后，邓公后来提出，可通过一些外资、侨资来帮助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饭店”。

　　建国饭店在北京东长安街区域，如今各种星级豪华酒店鳞次栉比，虽然建国饭店不超过9层与周围的很多现代化酒店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古老，但是在这条街上它无疑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当初建造建国饭店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与阻力中，才终于在1982年成功竣工并开业迎宾。那么建国饭店是如何建成的呢？

　　时间还要回到1978年，因为北京住宿紧张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格外的重视，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旨在利用侨资、外资加速旅游饭店的建设。

　　“1978年8月，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侨外资办），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主任，庄炎林副局长兼侨外资办常务副主任。”

　　庄炎林副局长负责推进包括建国饭店在内的首批合资饭店项目的论证、谈判及建设工作。

　　而侯锡九副局长则自1979年加入筹备组以来，为谈判事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不少侨商、外商在得知我们要修建旅游饭店后，对这一个项目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都以为中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建设旅游饭店是一件很有前途的的事情。

　　一时间有不少人前来咨询和洽谈，“一年之内，侨外资办就先后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商谈。

　　其中有泛美洲际饭店公司董事长、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和她带来的马尼拉饭店总经理……

　　英美的许多大饭店老板如美国“五月花”饭店等；侨商则有、罗新权、陶欣伯等”。

　　虽然有多家外资企业表达了合作意愿，但在谈判过程中，外方权益的保护问题成为了最大的障碍。

　　此外在内部对于利用侨资、外资修建旅游饭店的问题，一些人并不赞同，也有部分人对此存在疑虑，于是各方面议论声不绝。

　　毕竟当时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突然让他们接受这件事也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修建旅游饭店是板上钉钉的问题。遇到了困难就要努力去解决。

　　首先是面对这些人的疑虑和不认可，侨外资办专门组织了多次会议，“对旅游饭店的合作方式、建筑规划设计、材料装修、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进行研讨和论证”。

　　通过在会议上的讨论，一些原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才终于明白为何要跟侨资、外资一起修建旅游饭店。

　　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内资金和各项资源实际上并不充足，与侨资、外资合作可以缓解部分资金资源紧缺的问题。

　　其次，既然我们要开放，就要去学习当下国际社的一些管理经验，与侨资、外资合作，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提高我们的管理上的水准、积累管理经验。

　　侨外资办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印发了下去，希望争取更多人大代表的支持，努力减少各方带来的阻力。

　　解决完内部问题就要解决与侨资、外资合作上的一些问题。因为缺乏相关法律保障，一些外商选择了退出。

　　“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拥有饭店管理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在美国拥有五家饭店、一个建筑事务所，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颇有经验”。

　　陈宣远在谈判中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与远见，在谈判时他表示：“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经过谈判，双方商定：“双方合资2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饭店共528间房间，其中中方占51%的股权，外方占49%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外方将所拥有的49%股权赠给中方，也就是说中方10年后完全拥有饭店”。

　　因为当时美国法律有相关规定，在国外的投资是不能赠送的，但能够直接进行有价转让，于是陈宣远就提出，要将自己所占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转给中方所有。

　　当时庄炎林对这个方案信心满满，但是没想到有关部门在看到这一个方案后提出了反对，怀疑未来我们在实际运营中是不是会赔本。

　　1978年，刚刚从部队转业不久的安清凤接到了调令，加入了建国饭店筹备组，根据安清凤的回忆，在筹备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一场关于饭店经营管理权的激烈争执。

　　争执双方是侯锡九与陈宣远。当时中方坚持认为，建在北京的饭店应由中方管理，否则就有“卖国”嫌疑；陈宣远则坚决反对，甚至断言“中国没有饭店！”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侯锡九，他反驳道：“我们中国怎么没有饭店？北京饭店、前门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这些不都是饭店吗？”

　　双方产生争执后，也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从始至终努力在修建旅游饭店，但是并没有实际去看看其他几个国家的饭店究竟是怎样的水平。

　　这次考察让他们大开眼界，原来国外的饭店客房竟然是如此舒适，房间内竟有澡堂等各种现代化设施。

　　从建国饭店项目筹备之初，内部冲突与外界质疑便从未间断，庄炎林也深刻体会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做好碰钉子、挨棍子准备”的嘱托之深意。

　　当考察归来，庄炎林等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内部又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不少人将高端饭店视为资本主义的奢靡象征，认为其与社会主义精神理想背道而驰。即使在部委相关负责人中间，对于建设旅游饭店的意见也不统一。

　　有人认为，建国饭店在经营22年后，仍无法还清从汇丰银行借贷的2000万美金本息。

　　各种类似于“办旅游饭店，能赚钱吗？有效益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多少家饭店都是亏本的，别瞎折腾了”的话语，不断充斥在庄炎林等人的耳边。

　　此外，建设工地上也出现了各种“意外”，有人以酒店扰民、影响风水为由，半夜掀翻搅拌机、拆毁施工围挡，不断阻挠着建国饭店的施工，严重影响了进度。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这样多的波折，庄炎林直接向中央递交了报告，该报告最终由转交至邓公手中。

　　邓公在报告上仅批示了11个字：“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这一批示直接为建国饭店的建设扫清了障碍。

　　1982年4月28日，建国饭店正式开业，身着中山装出席剪彩仪式，而陈宣远则西装革履、胸前佩戴小方巾，两个人的着装中西结合，恰如建国饭店的中外合作背景。

　　而饭店服务员的着装也呈现着崭新的面貌，他们身着白色领花、黑色马甲的崭新制服，与当时传统的蓝裤子白褂子完全不同。

　　建国饭店在开业后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它大胆聘请香港半岛饭店集团作为外方管理团队，与中方团队紧密合作，开创了我国饭店业直接引进国际化经营管理的先河。

　　饭店内480个客房均配备了彩色电视、按键拨号电话机、中央空调等现代化设施，无一不表示着建国饭店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饭店！”

　　很快建国饭店的经营情况也让曾经质疑它是否能盈利的人哑口无言，开业第一年，建国饭店便实现了盈利150多万元人民币，第二年更是赚到400多万元，4年就连本带息还清了银行的全部贷款。

　　短短几年的时间，建国饭店的名字经过前来中国旅游的海外友人的口中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北京的城里最好的饭店。